定西到陇西运费是多少:中国风水发展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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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先秦——风水术之孕育

  先秦时期还没有产生风水术,但是,与风水术有关的相地行为已经产生。早在原始社会,先民就知道择地而居。《墨子.辞过》云:“古之民,未知为富室时,就陵阜而居,允而处。”所谓陵阜,就是河流的台阶地带。许多考古遗址都是在靠近水边的土坡上发现。先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带,容易取水和捕鱼,也不会受到洪水的淹没。

  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“近水而居”的原则。从考古发现的住宅看,位于氵产河右岸台阶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坡遗址,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,这样可以取得冬暖夏凉的效果。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“子午向”原归纳考古发现的遗址,先民对住宿的要求是,地势要取坡度台阶地;地形要选在河床边;土质要干燥.地基要坚实;水源要充足;水质要纯净;变通要方便;四周量有林木;环境要幽雅。这些条件都要通过相地才能达到,后世风水师很推崇这一套。

  进入阶级社会后,相地知识就丰富多了,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献窥见一班。从甲骨卜辞和《诗经》看,商周时代已经对地形及水文有了明确的划分。陆地分成山、阜、丘、原、陵、冈;河床地带分为兆、厂、渚、浒、淡;水域类型有川、泉、河、涧、沼、泽、江、汜、沱、等。《尚书.禹贡》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专著,它以天然的山川、河流、海岸为界,将疆域划分为九个大的自然区,称为九州。又按照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,记述了黄河、淮河、长江三大流域间的20多座山岭,为后世风水师的“龙脉说”提供了依据。

  《山海经》是我国第一部堪称上古地理百科全书的文献。它由《山经》、《海经》、《大荒经》三部分组成。《山经》又称《五藏山经》,它依东南西北中方位,记述了447座山,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山岳地理专著。《山经》记载了神秘的山穴,如《南山经》有“南禺之山……其下多水,有穴焉。水春则入,夏乃出,冬则闭。”

  《管子》一书的《地员》《地度》《地数》等篇目是杰出的地学论文。《地员篇》论述了地势、地形、土壤、水文,并以“五土配五音”,后来发展为“五音五行”的风水观念。《地数》记述了土地表层与里层的相应关系,指出“山上有赭者,其下有铁;上有铅者,其下有银。”“上有丹沙者,其下有注金;上有慈石者,其下有铜金。”土地的表里关系,正是后世风水师所想探讨的。

  《周礼》一书记载了与风水密切相关的土宜法,《司徒》篇云:”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,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,以阜人民,以蕃鸟兽,以毓草木。”这就是说,以各种土地适宜于各类人民、鸟兽、草木的法则,辨别十二土地区域中各物名号,占视人民的居处,知道趋利避害,使人民旺盛,使鸟兽繁殖,使草木生长。林尹在《周礼今注今译》中,结合风水观念说:“十二土,古王者封国时应天上星宿之位分为十二。

  《春官.保章氏》以星辨九州之地,郑注云:大界则曰九州,州中诸国之封域于星有分焉,其书亡矣。堪舆虽有郡国所入,度非古数也,今其存可言者,十二次之分也。星纪,吴越也。玄枵,齐也。{女取}訾,卫也。降娄,鲁也。大梁,赵也。实沈,晋也。鹑首,秦也。鹑火,周也。鹑尾,楚也。寿星,郑也。大火,宋也。析木,燕也。按十二土谓应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区域也。”

  不仅《周礼》有此记载,《逸周书.度训》亦云:“土宜天时,百物行治。”可见,“土宜”在先秦是通行的术语和方法。后世的风水先生很推崇土宜法,宣扬天地对应观念,将天上的十二次与地面区域附会,划分十二区域,作为判别吉凶的依据。由此可见,先秦的相地知识为风水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。

  二、秦汉——风水术之发生

  秦代秦代有了地脉观念。秦统一后,派蒙恬修长城,开驰道。秦始皇死后,赵高矫诏逼令蒙恬自杀,当时,民间传说蒙恬之死是因为他“绝地脉”所致。司马迁在《史记.蒙恬列传》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:“恬为名将,不以此时强谏,振百姓之急,养老存孤,务修众庶之和,而阿意兴功,此其兄弟遇诛,不亦宜乎,何乃罪地脉哉?”秦代有了王气观念。《晋书.元帝纪》谈到南京地理时说:“始皇时望气者云‘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’,故始皇东游以压之,改其地曰秣陵,堑北山以绝其势。”

  又据《太平寰宇记》卷95记载,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(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),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,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,囚徒们受不了劳苦,一哄而散。秦代营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。有阳宅阿房宫,又有阴宅始皇冢。阿房宫占地近300里,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,以南山为宫门,以樊川做池子,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。始皇冢动用70万民夫,挖空了骊山,穿透了三重息壤,规模之大,真可谓空前绝后。这两大工程的实施,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。秦代讲究墓葬吉凶。韩信年轻时,母亲死,家里穷,不能在村墓中葬母,就择“高敞地”葬母。后来他功成名就,封为楚王。

  又据《管氏地理指蒙》卷四记载,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纪,他三次梦见有人告诉他,葬地的山形如川字,法当战死。仲翔不信,汉初果战于狄道而死。秦人西首而葬,墓向东方,主墓道在墓坑的东端,这可能与秦园地处西睡,企图东进有关,也可能是他们有了以西为尊的观念。

  三、西汉——风水形成

  谈到西汉的风水术,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汉代的相地知识。空前发达的地学,正是风水术产生的基础。”当先秦学者在《禹贡》中把我国的山势大致划定之后,汉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有名的“三条四列说”,它们分别是:

  北条:岍——吱(陕境渭河北岸)——荆山——壶口——雷道(陕晋间)——太岳——砥柱——析城——王屋(晋南)——太行——恒山——褐石(河北)

  中条:西倾——朱圉——鸟鼠——太华(陇陕)熊耳——外方——桐柏——陪尾(鲁南)。分支:蟠冢(陕南)——荆山——外方——大别(鄂皖境)

  南条:岷山——衡山——敷浅源(庐山)第一列:岍——碣石(即北列)第二条:西倾——陪尾(即中列主干)第三条:蟠冢——大别(即中列分支)第四条:岷山——敷浅源(即南条)这些山脉正是后世风水师所说的龙脉。汉代对地理概念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。《尔雅》有《释地》《释丘》《释山》《释水》,都是解释地理现象的,如“下湿曰隰,大野曰平,广平曰野,高平曰陆,大陆曰阜,大阜曰陵、大陵曰阿。”

 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的《地形图》《驻军图》《城邑图》,图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脉、山簇、山峰、山谷、河流,并且比较精确。汉代虽然有了丰富的相地知识,但毕竟还是缺乏科学性。人们的迷信思想仍然很严重,对地理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,这种状况很容易滋生风水观念。

  下面,让我们再来看看汉代的风水术发生。汉初励精图治,术数不兴。但也有术士,汉文帝时,有个叫新垣平的人自称能望气,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,好象人戴的帽子。文帝居然相信了,就在渭河边修了个五帝庙,用以祭五帝,用大堆木柴燃烧,新垣平说是天上降下来了光辉,文帝一时高兴,封他为上大夫。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,文帝知道上了当,就杀死了他。

  汉武帝时,司马迁不相信风水,他游江淮,上会稽,探禹穴,窥九嶷,浮于沉湘,北涉汶泗,走遍了名山大川,但他在《史记》中不讲风水,当时也不兴风水。但是,汉武帝时有了堪舆家。《史记.日者列传》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,问某人可娶否,堪舆家言不可。这时的堪舆家不是风水师,而是上观天文,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。西汉称相地为形法。(见名称考证)西汉又有了“讳西益宅”,“讳被刑为徒,不上丘墓”。说明风水观念已经开始萌生。

  就在西汉,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唯物论者杨王孙,他坚决反对厚葬,连薄葬也认为不必要。《汉书.杨王孙传》记载了杨的一篇书信,杨说:“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,而俗人竞以相高,靡财弹币,腐之地下。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,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!且夫死者,终生之化,而物之归者也。归者得至,化者得变,是物各反其真也。使归者不得至,化者不得变,是使物各失其所也。……裹以币帛,鬲以棺椁,支体络束,口含玉石,欲化不得,为枯腊,千载之后,棺椁朽腐,乃得归土,就其真宅,由是言之,焉用久客。”他在临终前,嘱咐儿子,将遗体脱光,装在布袋,入地七尺,下葬后将布袋取出,让裸体与土挨在一起。他的儿子和亲友不忍心这样做,杨反复疏通他们的思想,终于得到裸葬。杨王孙的葬事惊动了社会,有人斥为异端,有人大为钦佩。可是,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,没有人愿意效仿他。从唯物论的观点看,杨王孙是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,值得推崇。

  东汉东汉民风很重视丧葬。时人王符在《潜夫论?浮侈篇》指出:“今京师贵戚,郡县豪家,生不极养,死乃祟丧,或至金缕玉匣,{木需}梓姬楠,多埋珍宝偶人车马,造起大冢,广种松柏,庐舍祠堂,务崇华侈。”重视丧葬,必然导致风水观念的发生。王充在《论衡》中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,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其中的《薄葬朋四讳》《调时》《讥日》《卜筮》《辨祟》《难岁》《诗术》诸篇,从中可以对东汉的风水习俗作比较全面的了解。

  据应助的《风俗通义》卷九,汉代汝南地方有个姓彭的墓上立有石人石兽,有个人不小心把一块点心遗失在石人旁,于是有人情口开河说石人能治病,才有人送点心给石人。此话一传开,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供奉石人。

  这说明民间具备了接受风水观念的温床,形成了一种风气。《后汉书》记载了东汉有关风水的故事。《郭镇传》说顺帝时,河南人吴雄少时家贫丧母,不选择土地,也不选择时间就把母亲埋了,巫士都说吴雄将来要被灭族的。但是,吴雄和他的儿子、孙子都官至廷尉,没有凶祸。又有相信风水而大贵的例子。

  《后汉书.袁安传》记载,袁安的父亲死后,他的母亲要他去访求葬地。袁安在路上遇见三位书生,书生们指着一块地说:“葬此地当世为上公”。袁安照此办了,后来果然累世隆盛。东汉末年,江东豪强孙坚的父亲死了,四处访寻葬地。有个异人对他说:“你是想当百世诸侯?还是想当四世皇帝?”孙坚说想当皇帝。异人乃指一处,孙坚按照异人指的地形埋葬了父亲。当时富春江有沙涨暴出,又有异人说:“此沙狭而长,子孙将为长沙矣。”后来,孙坚任长沙太守,他的后代孙权至孙皓四世称帝。这个故事,可能是风水先生后来杜撰的。

  还有因相信风水而倒霉的例子。桓帝时,汝南陈伯敬小心谨慎,行必矩步,坐必端膝,呵叱狗马,终不言死,起居讲究规范,从不触动忌讳。后来,他一直没有得到官运,反而因女婿不法,被太守邵夔怒而杀死,成为时人的笑料。东汉时兴镇墓文,即在墓地撰文,让死者安逸,活人得福。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简文中有镇墓文云:“江陵丞敢告地下丞”“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下主”‘上天苍苍,地下茫茫,死人归阴,生人归阳。生人有里,死人有乡。”民间有了明间观念,东汉阮璃《七哀诗》云:“其其九泉室,漫漫长夜台。”

  东汉的高雅之士都不信风水,前面提到的王符、王充、应劭都是抨击风水的。政治上主张开明的东汉党人懂得风水,但不讲究风水。据冯梦龙《古今笑史?塞语部》记载:“徐孺子,南昌人,与太原郭林宗游,同稚还家。林宗庭中有一树,欲伐去之,云‘为宅之法,正如方口,口中有木,困字不祥。’徐曰:‘为宅之法,正如方口,口中有人,囚字何殊?’郭无以难。”徐和郭斗智,郭最后没有砍树,任其自然。但是,东汉士人对居住环境还是很讲究的。《后汉书.仲长统传》记载仲长统对住宅的要求是“使居有良田广宅,背山临流,沟池环币,竹木周布,场圃筑前,果园树后。”背山临流,前有场圃,这正是风水术对阳宅的基本原则。东汉的风水观念对后世有很大影响。如徐孺子说的“囚”字,风水家视为大忌,盖房不能先修围墙,修房不能没有通路,墓地不能闭得太紧,否则,这都会犯囚字禁。

  又如“犯土”,民间营建宅舍,小遭疾厄,就说是“犯土”。考察“犯土”忌讳之源,出自东汉。汉安帝时,皇太子惊病不安,宫里的人都说是因为修缮圣舍日才触犯了土禁。这个说法传到民间,就有了“犯土”之说。由此可见,东汉是风水术发生的时代,民间有了风水之习俗。

  四、魏晋南北朝——风水术之传播

  魏晋魏晋产生了象管恪、郭璞这样的风水术宗师(见《人物篇》),并且还有一批擅长风水术的隐逸之士。据《南史》记载,刘裕未发迹时,有一天与一位叫孔恭的人同游,途经曲阿、丹徒之间的候山时,孔恭说:“此地有天子气”,刘裕的先人正葬于此,刘听了此话后非常自负,后来他果然成了刘宋的开国皇帝。

  《晋书》记载了几位无名氏风水师的故事:魏舒从小就成了孤儿,为外婆收养,外婆家修建房屋,有相宅者说当出贵甥。后来,魏舒发奋,应验了相宅者的话。陶侃从小家贫,办丧事很困难。即将下葬时,家中的牛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陶侃在找牛的途中遇见一个老头,老头告诉他说:“前面的山岗下有一条牛在沟中睡觉,若在那个地方下葬,后人可以位极人臣。”老人又指着另一处小山说:“其次是那个地方,后人可以代代出二千石的官。”老人说完就不见了。陶侃按照他的指点,找到了那头牛,并在那里埋葬了亲人。并把老人所指的另二座山告诉了周访。周访的父亲死后,周访就把他葬在那个地方。后来,周访果然官至益州刺史,周访的子孙都当了刺史。陶侃官至太尉,颇多功绩。

  有个善相墓的人说羊祜的祖墓上有帝王之气,如果凿开墓就会断绝子孙,但可以“出折臂三公”。羊枯把墓凿开了,后来他骑马时跌断了手臂,但是他官至尚书,没有后人。应验了相墓者的话。晋代也有不相信风水的人。夏侯湛出生于名门望族,性额豪侈,衣食都很讲究。在他临死时,却让人准备小棺薄葬。当时的舆论认为,夏侯湛虽然活着时不能砥砺名节,死时还能从简,也算是深达生死道理。晋代人对“太岁”很忌讳。

  《晋书.徐遗传》记载:“旧疑岁辰在卯,此宅之左则彼宅之右,何得俱忌于东。邈以为太岁之属,自是游神,譬如日出之时,向东皆逆,非为藏体地中也。”徐邈在当时是一位很开达的知识分子,也相信太岁,说明风水观念深入人心。

  南朝宋明帝是个讲究忌讳的皇帝。百官论事时,如发音有“祸”“败“‘凶“‘丧”的,不论多大官,必加罪戮。当时民间称宣阳门为白门,尚书有远江温上疏时误称“白”字,明帝向来忌讳“白”字,气得骂道:“白你家门。”江温吓得半死。太后的停尸床从东宫出,明帝碰见了,以为不祥,罢免了十几个人的官职。宫内搬床或整治墙壁,必先祭土神,派文士作文祈祷。内外之人常虑犯忌,人人自危。当时,萧道成家的墓有五色云气,明帝觉得很讨厌,就暗中派人在萧家坟的四角钉了长五、六尺的铁钉,可是,萧道成最后还是做了皇帝。刘宋民间也有相墓的专家。有个善相墓的看见苟伯玉家里的祖坟,就对伯玉的父亲说:“你家当出显贵,但不长久。”白玉听说此事,说“朝闻道,暮死可矣。”后来人白玉辅助萧道成成就了帝业,位极人臣。伯玉后被齐武帝诛杀。

  南齐武帝也相信风水。当时,望气者说:“新林、娄湖、青溪并有天子气,可于此处起楼苑宫观。”武帝照办了;南齐时,衡阳地方有一怪俗,山民生病,就说是先人为祸,必须挖祖坟,剖棺,以水洗尸骨。名为洗骨除祟。吴人顾宪之;出任街阳内史,向民众宣传生死之理,讲明生病与先人无关,终于改变了这种民俗。陈朝时,秦郡人吴明彻用辛勤耕种的粮食换钱修祖坟,有个姓伊的占墓者说他是孝子,将来必大贵。后来,吴明彻当了大官。

  这些事实说明,风水术在当时传播得很广泛。这里,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魏晋南北朝的地学发展情况。特别要提及的是《水经注》。三国时,有人写了《水经》,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全国性范围内水系的专著,但内容过于简扼,北魏的郦道元依据《水经》而作《水经注》,所记河流水道1252条,注文达30万字,是《水经》原书字数的30倍。其中对山陵、原隰、泽薮、火山、温泉都有记述,内容十分丰富,所记山川形胜,如《水经注.易水》记载先秦时的燕宫遗址云:“一水经故安城西侧,城南注易水,夹塘崇峻,邃岸高深;左右百步,有二钓台。参差交峙,迢递相望,更为佳观矣。”这段文字描述了建筑与山水景观之间的谐调,正是风水师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宝地。

 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方志书,对各地的地理形势有细致的描述。如《荆州记》记载今湖北长阳西北的一处风穴说:“宜都亻艮山县有山,山有风穴,口大数尺,名为风井,夏则风出,冬则风入。……亻艮山侧有石穴出清泉,中有清龙。”

  这些地理知识无疑为风水师所利用,才使得风水术不断丰富,并得以传播。

  五、隋唐五代——风水术之传播

  隋朝隋文帝杨坚是个比较开明的皇帝,他对风水术持怀疑态度;有人在他面前兜售风水那一套,他毫不客气地说:“我家祖坟所占的地方,如果说不吉利,可我当了皇帝;如果说吉利,我的兄弟又是打仗死的。”说客无以对。隋宰相杨恭仁准备置祖辈的葬地,请了海内有名的五、六批相地家卜地,这些人各有一套,杨恭仁不知听谁的好。他就密派人回家乡取葬地四角的土各一斗,并在历书上写着地的形势。相地家们都没说准。有个叫舒绰的说:“此土五尺外有五谷,得其一即是福地,世为公侯。”杨恭仁请舒绰到其地察看,挖地七尺,果然发现一洞穴,贮藏七、八斗粟,这里原是粟田,蚁啄而成穴。杨恭仁于是重赏了舒绰。

  六、唐朝——风水术科学化

  唐朝的相地知识逐渐科学化。李吉甫在《元和郡县志》的序文中批评过去的地学家“饰州邦而叙人物,因丘墓而征鬼神,流于异端,莫切根要。”李在书中对山川形胜描写得很具体,如“函谷关城,路在谷中,深险如函,故以为名。其中劣通,东西十五里,绝岸壁立,崖上柏林荫谷中,殆不见日。……东自崤山,西至潼津,通名函谷,号曰天险。”后世风水师经常模仿这种文笔描写地理。

  到了唐代,相地活动与风水术日益分化,风水术侧重于看坟地,迷信色彩十分严重。据《通典》卷138引《开元礼》记载,唐代不论是官人还是庶人,只要死了,都要“卜宅兆“卜葬日”,这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习俗。

  唐初,徐勋请人卜葬,得到的占辞是“朱雀和鸣,子孙盛荣。”有个叫张景藏的相地师不以为然,认为‘所占者过也。此所谓朱雀悲哀,棺中见灰。”后来,徐敬业在扬州反叛,武则天大怒,派人撬开徐勋的坟墓,焚尸为灰,应验了张景藏的断言。当时,有些知识分子懂风水。武则天当政时,侍中郝处俊极力反对高宗逊位于武则天,受到武则天冷落。郝处俊死后,有书生经过郝的墓地,说:“葬压龙角,其棺必所。”后来,郝处俊的孙子犯了罪,祸连九族,把郝处俊的坟剖开了,书生的话言中了。

  “葬压龙角”就是在埋葬时,棺材压在了龙脉的角上,在当时是风水的大忌。据《摭遗》,唐玄宗猎于温泉之野,鹘飞免走,御驷疾驰,有白云先生张约的快马能跟得上玄宗。到了一个山头,看见一座新坟,张约顾视甚久,玄宗问看见了什么,张约说:“葬失其地,安龙头,枕龙角,不三年,自消铄。”旁边有樵夫,玄宗问是什么人葬于此,樵夫说是山下崔巽家。玄宗和张约来到崔家,男子尚衣斩纟衰衣,不知是玄宗。玄宗说:“山上的新坟,不是吉地!”男子说:“父亲临终前讲过,‘安龙头,枕龙耳,不三年,万乘至。”玄宗感到很惊叹。张约自叹不如崔巽,后来回到山里去修行去了。玄宗下沼罢免男子的终身徭役。玄宗的大臣中,数张说最通风水。

  《大唐新语.记异》记载,开元年问,集贤学士徐坚的妻子岑氏死,他向张说请教选择墓地。张说云: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,又一丈二尺为水界。土界有土龙守,水界有水龙守。土龙六年出来晒一次太阳,水龙十二年出来晒一次,坟墓不能太接近土界和水界,否则坟墓不牢。张说的风水知识不及湖北黄州的浮屠泓师精当。

  《丑庄日记》记载,浮屠泓师为张说买宅,告诫张说不要在宅东北打洞。后来,宅东北无故陷丈余,泓师说:“公当富贵一世,而谙子将不终。”张说欲平地,泓师又说:“客土无气,与地脉不连,譬身疮瘠补他肉无益也。今之俗师妄言风水者,一遇方隅坎陷,则令补筑增辏,便谓藏风聚气,岂不谬哉,君子无惑焉可也;”此外,泓师还预言到李林甫只能当十九年宰相,韦绍为列卿,这些事迹见载于《太平广记》。

  当时的许多和尚都懂得风水术。江西有个叫司马头陀的,走遍了洪都诸山,钤地170多处,发现湖南有一名山,和尚就在山上建立了同庆寺,有个叫王智兴的,年轻时曾为徐州门子。有个道士住在隔壁,智兴每天起床扫地,总是把道士的大门也扫干净。道士很感激,说:“我会看墓地,给你家里选块好地。”就引着智兴外出,指着一块地说:“葬先人于此;君当寿,而两世位至方伯。”后来,智兴以战功累升至侍中。

  唐代设有司天监,监里的官员都懂风水术。风水宗师杨筠松就在司天监任过职,后来,杨携风水书籍逃于江西,传授弟子,形成江西派。

  唐代有一种挖坟断脉气的风气。郭子仪的祖坟被宦官鱼朝恩挖了,可是,郭子仪的八子七婿都做了大官。文有掘黄巢“王气”之事,说的是中和三年(883),有位太白山人精通相地;观察到金州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,时黄巢已称大齐年号,要打败黄巢,就得挖牛山。《挥尘后录》记载,朝廷当时派了上万人,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挖牛山,挖出一个石桶,桶中有黄腰兽,桶上有一把三尺长的剑。后来,黄巢起义军就衰败了。这个故事很荒唐,疑为后人杜撰。黄巢失败的原因自有公论,此不赘述。

  唐代既有一批风水术名家,如杨筠松等人;也有一批反风水术的骁将,如吕才等人。开元之治的名相姚祟就不相信风水。

  据《唐书》卷96《姚崇传》,开元五年(717),唐玄宗李隆基准备到东都洛阳去,忽然报闻太庙崩坏,按风水观念,“行”而有“崩”不利出行。李隆基请来姚崇。姚崇不信这一套,说:“太庙本是苻坚时代所建,年代已久,自然会坍塌,这不值得惊怪,皇上东行,与太庙无关。”李隆基听了姚祟的话,仍然东行洛阳,结果没有发生什么事。吕才写过驳斥风水的文章,载于《唐书.吕才传》,但是,风水师仍很推崇吕才。唐代敦煌流传的风水文献《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》,开卷载有“朝散大夫太常卿博士吕才推”的字样。这个现象看起来很矛盾,实际上说明风水师们想把自己的书与污七八糟的风水书相区别,故托名于吕才。唐代风水术大盛,连皇帝都感到惊讶。

  《旧唐书》卷374《李绛传》记载唐宪宗问李绎:“卜筮之事,习者罕精,或中或否,近日风尚,尤更崇尚,何也?”李绛也不知该怎么回答。确实,在国力强盛、文化发达的唐朝,竟然有那么多人青睐风水术,这个现象是不好解释的。要回答,还是得从封建社会内部寻找答案。

  五代钱镠曾任唐末镇海军节度使,在苏南和浙江一带形成割据势力,以后又建立了吴越政权。当时,他准备修广牙城。大公府有个术者前来游说:“王若改旧城为新城,国家的命运只有一百年;如果填筑西湖以修城,国家就会有一千年命运。诺国王您考虑。”钱镠不客气地回答:“我只想改旧为新,国运能有一百年,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后来,吴越国果真只存在了99年。这个术者虽然言中了,但他主张填西湖,这种做法与风水一般观念相矛盾,风水术是不主张填湖的。后晋大臣王建立相信风水。他的先人坟在榆社,王临终前对儿子说:“榆社之地,桑梓存焉,桑以养生,梓以送死。余生为寿宫,刻铭石室,死当速葬,葬必从俭,违吾是言,非孝也。”为什么王建立非要葬在此地呢?《旧五代史.王建立列传》指出:“榆林其冈重复、松桧蔼然,占者云:‘后必出公侯’。故建立自为墓,恐子孙易之也。”

  后晋时,并州人任延皓以术数自荐,高祖石敬瑭器重他,让他担任了殿中监。后来,魏王承训死了,高祖请延皓择葬地,不久,高祖也死了。有个人告诉朝廷,这是延皓择地不吉,才造成重丧。继位的晋出帝就流放了延皓,延皓在路上走时,市民村夫都向他掷瓦。后周时,风水观念中又渗进了阴曹地府等迷信内容。广顺元年(951),有个叫刘皞的官吏在京城中盖了棗幢房子,晚上梦见鬼对他说:“您怎么在我的坟上安床呀?我叫李五文,是阴曹鬼。”刘皞很惊奇地说:“都城内怎么会有坟呢?”那鬼说:“您有所不知。这里本是野外,后来扩城时,把此地图进来了,您若不信,就掘地看一看吧!”刘皞试着挖地,豁然看见了地府,有华第、草木、坟墓等等。

  唐代,风水观念已流传到西北敦煌,从莫高窟发现的文献中,有《宅经》。这个《宅经》与现在流行的《黄帝宅经》有所不同,书中有“占宅者,见形势气色,草变迁移,祸福交并,吉凶代谢。占葬者,辨山岗善恶,营域征邪,鬼神安危,子孙隆绝。”这就把阴宅与阳宅区别开来了。敦煌文献中又有托名于吕才的《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》,书中提出“阳宅福在南,德在西。“北有泽,南有高地,及林木茂盛,居其内,吉。”

  又有《阴阳书》,书中有镇宅法,提出“凡人居宅处不利,有疾病、逃亡、耗财,以石九十斤,镇鬼门上,大吉利。”可见,唐代西北有了很系统的风水观念,风水观念已经遍及到边睡了。

  七、宋代——风水术之盛行

  宋代盛行风水术,出现了许多名师和要籍,我们在人物篇和文献篇另有介绍。宋代的皇帝,有的信风水,有的对风水持怀疑态度。宋徽宗是一个很相信风水的皇帝。他原先没有儿子,有个叫刘混康的术士告诉他:“京师西北隅地势过低,如培筑增高,当得多男之喜。”徽宗就命令大兴土木,叠起冈阜,高约数仍,后来果然得了儿子。徽宗就更加相信风水术了,改筑延福宫,又命灵素择地,修建上清宝篆宫,劳民伤财,导致国库空虚、国力下降,政权衰败。他的宠臣蔡京也很相信风水,将其父葬在自认为很吉利的地方,后来还是全家被治罪了。

  在宋徽宗之前,宋仁宗和宋神宗对风水都不感兴趣,甚至持批判态度。《闻见后录》记载,嘉桔年间,朝廷准备修东华门。太史进言:太岁在东不可犯。仁皇帝批其奏曰:东家之西,乃西家之东;西家之东,乃东家之西,太岁果何在?其兴工勿怠。宋神宗也不信风水。王安石变法,大办水利,为了改良土壤,提倡把河流里浑浊多沙的河水放到田里沉积,称作淤田。朝廷设立了淤田司,总领其事。当时,有些保守分子站出来反对,说淤田把人家祖坟都冲坏了,真是缺德。为了说服这些人,神宗派遣近臣到放淤的土地里取回一些淤土,用手挖来挖去,还放在嘴里嚼,觉得很滑腻。并对群臣说:“这些土,联亲自尝过了,好得很,你们若不信,也来尝尝吧!”这一来,保守分子再也不敢反对淤田了。

  宋仁宗时,翰林学士李谐曾论及当时世人的风水观念。《该闻集》载其语:“大凡置器用之物,犹择其地,况于亲乎?卜之者虑坎穴之下有涌泉伏石之类耳,非绕侥幸求福也。据阴阳家流,以地平坦为上,其次东南倾,西北高。倾则水顺流而不拥,高则冈绕抱而不缺。斯大概也,顺之则吉,逆之则凶。”

  选地是为了求吉。沙阳人叶隆吉年轻时寻求阴宅葬父;一天,有个叫林理的入告诉他说距县城五里,有座罗源山,山有吉地,有诗为证:“卧龙欲腾头角起,乃安龙头案龙尾。申酉年中桂枝香,子孙折桂无穷已。”叶感到很惊奇,说本朝自来都是辰、戌、丑、未年为廷试,怎么说申、酉年及第呢?林说是按五行推算的。后来,国家以寇难多事,廷试移到戌、申年,叶果然登科。他把这归功于葬地选得好。葬地的好坏,被认为与吉凶有关。宋人认为旧坟地不宜葬。

  钱希白《小说》记载宋初,钱文炳的妻子死了,炳从小精于相地术,就在报恩院侧的松林中选得一穴,有个僧人告诉他这里已有古圣贤葬于此,不可重新营葬。文炳不从,掘地发现数重石板,石中飞出一枚黑蜂对着文炳的右眉一螫,文炳头肿如斗,当晚身亡。据说,这是尧时由余氏的墓,动不得的。

  宋人由这个传说,推出几圣贤旧墓,都不得触动,否则有凶。风水宝地不是时时都会对人施以福枯,这要等待机会。宋洪迈在《夷坚志》叙述叶丞相祖宅时说,仙游县叶氏家族有100多户人家,都住在一个村子,此村有群山环侍,如屏如嶂绍兴风水师罗正甫认为当出宰相,由于有山洪倾泻,非要等待数年才有大贵。后来,叶子昂终于当了亟相。风水宝地不是人人都可享受的,土地各有其主。

  《夷志坚》叙述陈魏公父墓说,福建莆田有一块富民的葬地,富民葬此处,子孙都病了。有个风水师说,这块地应当卖掉才会断除病根。后来,富民按风水师的意见卖了地,子孙的病就好了,而买地的一家不仅不病,还当上了宰相,风水师说这是地得其主。尽管如此,讲究丧葬是民间很普遍的事情。

  《朱子家礼》说,老百姓死后,三月而葬,先把地形选择好,再择日开茔。

  宋代很注重任宅建设。首先是外环境,宋人高似孙在《纬略.宅经》云:“凡宅东下西高,富贵雄豪;前高后下,绝无门户;后高前下,多足牛马。凡地欲坦平,名曰梁土;后高前下,名曰晋土,居之并吉。西高东下,名曰鲁土,居之富贵,当出贤人;前高后下,名曰楚土,居之凶;四面高,中央下,名曰卫土,居之先富后贫。”

  宋人袁采在《袁氏世范?治家》云:“屋之周围,须令有路,可以往来。”“居宅不可无邻家,虑有火烛,无人救应;宅之四周,如无溪流,当为池井,虑有火烛,无水救应。”其次是内环境,《吴兴志?谈志》记载宋代吴兴郡治的房屋布局是“大厅居中,谯门翼其前,卞苍拥其后,清风、会景、销暑婉蜒于左,有青龙象。明月一楼独峙西南隅,为虎踞之形,合阴阳家说。”

  住宅有良好的内外环境,有利于人颐养及治学。《归潜志3卷十四记载金代刘祁自述其园居云:“所居盖其故宅之址,四面皆见山。若南山西岩,吾祖旧游。东为柏山,代北名刹。西则玉泉、龙山,山西胜处。故朝岚夕霓,千态万状。其云烟吞吐,变化窗户间。门外流水数支,每静夜微风,有声琅琅,使人神清不寐。刘子每居室中,焚香一炷,置笔砚褚墨几上,书数卷,幅息啸歌。起望山光,寻味道腴,为终日乐,虽弊衣恶食不知也。”

  建房。有许多禁忌,应当选择吉日,否则有灾祸。《夷坚志》记载南宋洪熙元年(1174),鄱阳新安乡民王五七造屋,有位叫思眼的风水师说用日不佳,犯了凶煞,不利于主人。王五七不听,竟被摔死。老百姓一听此事,都不敢犯煞了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记载风水的文献不是出自风水师之手,而是由很“正经”的学者撰写。如高似孙、洪迈、袁采等人,他们根据积累的生活经验,写出了为民众所赞同的治世要言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。

  这里,我们还要略带一笔宋代的相地知识识。宋代的科技比较发达,地学知识也更加丰富。沈括撰有《梦溪笔谈》,揭示了地势高下、地区不同,则气温不同。还指出历史海陆变迁的事实,论述了流水侵蚀地貌等问题。这些观点,无疑更新了地学知识。但是,人们对新知识并不能迅速接受,相反,仍然保存着一些迷信的观念,如宋代周去非在《岭外代答》记载广西灵川县的地下河水,说灵川江“古来出山外,;忽雷雨数日,神龙穿破山腹……今洞前山嘴,尚有故江迹存。”这种“龙穿山腹”的说法正是风水观念在地学中的反映。

  八、明清——风水术之泛滥

  明代明清地学,首屈一指当推《徐霞客游记》。徐霞客一生好访名山大川,他北抵晋冀,南尽粤桂,东至浙闽,西极黔滇。潘耒在为《徐霞客游记》的序文介绍徐的游历时说:“其行不从官道,但有名胜,辄迂回屈曲以寻之;先审势山脉如何去来,水脉如何分合;既得大势,然后一丘一壑,支搜节讨。登不必有经,荒榛密管,无不穿也;涉不必有津,冲湍恶泷,无不绝也。峰极危者,必跃而踞其巅;洞极邃者,必猿挂蛇行,穷其旁出之窦。途穷不忧,行误不悔。限则寝树石之间,饥则啖草木之实。不避风雨,不惮虎狼,不计程期,不求伴侣,以性灵游,以躯命游。亘古以来,一人而已!”

  徐霞客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地理学家,也可以称他为相地大师,他不是从事风水术性质的相地,而是科学意义的相地。他对岩溶、流水、地貌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。他在楚地考察时,老百姓说麻叶洞中有“神龙”,徐不相信,亲自“持束炬入”“蛇伏以进”,使洞外守视者大为惊叹。

  199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“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”上,杨文衡先生撰写了《徐霞客的风水思想和活动》一文提交大会,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“徐霞客与风水”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课题。

  明末清初的考据学家在地学上也有贡献。顾炎武撰写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有《地脉》《形胜》《风土》等篇目,对舆地山川作了有益的探讨。他论述徐州地形时说:“徐州境内之山,自西南来,连络东趋,以极于海。其河自西北至,萦洄南注,以达于淮;二洪龈龉。横绝乎前;四山连属,合围乎其外;襟带江淮,上游雄视;枕联河洛,万塑为宗旨;昔人所称东方一形胜焉,信不诬者矣。”顾炎武不相信风水术,但却认定地形地势确有上乘风水、他的论述为风水师们所利用。

  谈到明清相地,还有必要介绍明末吴江人计成撰写的《园冶》一书。此书在清代268年间寂然无闻:直到日本造园界发现并推崇后,才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,奉为经典。《园冶》有三卷十篇,卷一有兴造论、园说及相地、立基、屋宇、装折四篇。卷二述栏杆。卷三有门窗、墙垣、铺地、掇山、选石、借景六篇。计成主张“必先相地立基,然后定其间进。”他认为“相地合宜,构园得体。”《相地篇》分有山林地、城市地、村庄地、郊野地、傍宅地、江湖地共六目。提出相地要看水,“疏源之去由,察水之来历”。但是,他与风水先生相地有很大区别,主张因地制宜,任其自然。园基应不拘方向,地势自成高低,该圆就圆,该方就方,以成天然之趣。计成的相地理论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。

  回过头,让我们来看看明代的风水术:朱元璋建都金陵(南京),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。金陵城外诸山,都面向城内,有朝拱之意。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,背对城垣,独无拱卫之意,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。传说他命刑部带着刑具,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,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,用铁索锁转,使之形势向内。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,不让有翠微生色。朱元漳曾有意建都北平,认为北平依山凭眺,俯视中原。近接陕中尧、舜、周文之脉,远树控制边外之威,较之金陵更加雄壮。但是,大臣们认为,元朝建都北平,地气已尽。南京是兴王本基,且宫殿已成,何必改图,且古云“在德不在险”,加上战事还未最后结束,不要移都北平。朱元障这个出身于游方和尚的皇帝只好作罢。后来,明成祖还是把都城迁到北京了。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,始终是按照风水观念进行的。如天坛圆丘西北有座坐西朝东的斋宫,其朝向很特别,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不一样。

  这是因为,当时的人认为,皇帝到天坛祭天,苍天是父,皇帝是天子,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能坐北朝南(居尊),否则违背了礼制。甚至斋宫的瓦都不能用黄色,而应用绿琉璃瓦,以示区别。永乐年间修的奉天殿、华盖殿、谨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“土”字形,体现了五行之中,土居中央的风水思想。

  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,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。一次,风水师渠仲当着他用量天度地之物,说某地卞有石如虎,成祖信以为真。他还派许多风水师为自己卜寿陵,有廖均卿、游朝宗、等到昌平县,相得那里的黄土山吉,成祖亲自视察,改山名为天寿山。明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,以士人为重。

  《儒林外史》记载,范进的母亲死后,范进请阴阳先生写七单。当时的阴阳先生是专替丧家推算殓葬日辰,看风水,相地脉,替人家选择吉日的职业术士。七单是记载死者入硷时辰,触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单子。为“谢风水”,范进花了不少银子。阴阳先生说当年山向不利,只好把棺材搁在家里不葬。终日打听风水宝地,以图得到吉祥的后果。

  凡是风水宝地,人们争相抢占。湖北省武昌县有座龙泉山,自西向东绵豆九公里,直抵梁子湖畔。此山有天马行空的天马峰,有横空出世的玉屏峰,有群山排比的笔架峰;有幢幢蛔盖的宝盖峰,有高耸入云的龙帐峰。明代的达官贵人都想占据这块宝地,势力最大的要数朱元璋第六子朱帧,他被封为楚昭王,就藩武昌达54年。他常到灵泉山避暑,每每感叹:”惜乃阳宅,若为阴宅极佳。”于是派风水师勘定仙壤,在龙泉山找到了一块“五龙捧圣”之地。可是,这块地早在汉代时,高祖刘邦就已赐给舞阳侯樊哙,樊哙葬在天马峰下。并且,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、宰相李{石奚},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挤在这块宝地“长眠”。怎么办?当时有个叫王化龙的风水先生私下在樊哙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块石碑,上刻“此处本是昭王地,暂借樊哙千余年,今日时至期已满,樊哙迁移到东边。”后来,王化龙又装神弄鬼,当着众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,结果就挖出了那块他私埋的石碑,人们以为天意,樊哙的后代也无话可说,只好把樊哙的棺椁向东移了数百步。朱桢死后就葬在樊哈“睡”过的地方,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园。以后,又有9座王寝和25座王纪墓挤在这块风水宝地。

  明代,金{奚谷}县令刘用寅看中了本县晃氏九经堂遗址,临终前令子买下,把用寅葬在旁边,据说,用寅的后人因地荫而登进士。民间将此事传得很神。

  清代清王朝很重视修建陵墓的风水,本书另有专篇述及。此外,清朝对阳宅建筑也是很讲究的。如颐和园的排云殿就是风水极佳之处。排云殿的位置处于从佛香阁至“云辉玉宇”牌楼中轴线的中间,有神物保枯,稳居其中,取太平吉祥之意。殿中大厦上写着“蕃厘经纬”“永固鸿基”。

  殿名是根据风水术祖师郭璞的诗“神仙排云出,但见金银台”中的“排云”二字命名。排云殿傍山依水,背靠苍翠的万寿山,面朝碧绿的昆明湖。慈禧太后的六十、七十两次庆寿都在此地举行,豪华无比。但是,如此上乘风水,终于没有挽救大清王朝的衰败。清代修建陵墓,主要由司天监负责。墓修得好,有重赏;修得不好,处极刑。

  据《九朝东华录》,康熙四年,朝廷指责司天监.汤若望等人没看好山向、没有选择好日期,于是作出决定说:“其选择荣亲王葬期,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,反用《洪范》五行,山向、年月俱犯忌杀。事犯重大,拟钦天监正汤若望、刻漏科杜如预……等皆凌迟处决。……杜如预、杨宏量本当依拟处死,但念永陵、福陵、昭陵、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,曾经效力,亦著免死。”

  清代民间也很讲究风水。北方人修四合院,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,称为青龙门。我们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,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四合院。你能说这是迷信吗?是科学吗?你能强行居民改变这种结构吗?不能,也不必要。风水先生称这样的结构为坎宅巽门,最吉利,住在这种院子里的人在心理上很满足,认为有无形的东西在保佑他们。实际上,他们的命运都不一样,穷的、富的、破产的、发达的、死人的、多子的,并不是由院子的朝向所决定。清代有许多关于风水方面的传闻,从中可见当时的民众习俗及心态。

  据《耳邮》卷四,清初,浙江诸暨县有个叫陈紫衣的建房,特地到绍兴城中请一个姓夏的风水先生勘卜地盘。先给他10块洋钱,风水先生嫌钱少了,只好又追加了200两银子,风水先生才认认真真地帮他选了块好地。可见风水先生的敲诈和百姓对风水的追求。清代的风水先生是很会唬弄人的。《耳邮》卷四记载,江西有个豪族的后代准备迁葬祖坟,打开墓穴,棺材已烂,陪葬的磁碗不知到哪儿去了了,尸骨也不见了。风水先生说,这就是碰上了所谓的“移尸地”,后来,在墓穴的西北角两丈远的地方,终于找到了尸骨和磁碗。风水先生对这种奇怪的现象不能进行科学解释,就用神秘的语言“移尸地”搪塞,真是骗人有术.

  清代纪陶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17记载,甘肃安定有窗户人家,为争坟山打了四、五十年官司,坟山有两个坟墓,两家都说是自己祖先的坟墓,每年拜祭时,双方必定发生殴斗,此事一直闹到甘肃总督蔡西斋那里、都无法解决。

  清末民初,窃取国柄的袁世凯也很迷信风水。1927年,有个自称佛隐的风水师在他撰写的《风水讲义》的序文中谈到他为袁世凯看风水。说的是袁世凯一度受到清朝廷排斥,解职归田。袁疑墓地有破败,乃遍请著名风水师看墓,都说龙真穴的向水相合,富贵不可限量,说不出破绽之处佛隐风水帅收到袁的书信,也去看墓,认为墓地有朝有托、明堂宽广,诸般贵器罗列,实是大贵之地。只是袁在穴的前后左右遍筑墙垣,使“龙身受制、气脉阻塞,不能发旺,反遭挫折。”袁世凯以为佛隐说得有理,命令工匠拆除了围墙。过了三年,袁竟然出山当了民国元首。佛隐把袁的窃国之功归于自己会看风水,大加吹嘘。这个事情,可能是佛隐的杜撰,也可能确有其事。因为,象袁世凯这个满脑袋封建迷信思想,又成天希望暴发的大野心家来说,是完全可能相信风水的。

  在清末民初,也有一些风水方面的传闻。如,国民政府移都南京后,北京出现谣言,说北京的国都数运已尽,北京只有三朝定都的运气,证据是内城前三门的名称,正阳门表示元胡末年的“至正”年号;崇文门表示明朝末年的“祟祯”年号;宣武门表示清朝末年的“宣统”年号。三门已尽,再不适宜建都了,这种以“前三门”的名称附会都城“王气”的谣言,使那些没有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百姓信以为真。